智慧城市，指的是通过应用最新的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技术，实现城市信息实时感知和资源“智慧化”配置的全新城市形态。近几年来，智慧城市在我国发展迅速，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结构布局、信息技术更新等领域相继取得长足进步；但是在政府治理创新领域，却发展缓慢，成就甚微，以至于落后的治理网络无法满足智慧城市的发展要求。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的不相适应。

 

　　第一，政府治理结构与智慧城市资源形态的不相适应。资源是城市运转的核心，智慧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，资源形态发生了三点重要变化：资源类型由实体走向虚拟。在传统城市中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和信息技术水平的落后，城市资源的类型比较简单，主要以自然资源、人力资源、社会资源等实体资源为主，但随着智慧城市崛起，海量信息数据大量涌现，虚拟资源在城市资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；资源格局由分散走向紧密。由于缺乏联系机制，传统城市中资源主要以一种分散的形态存在，而在智慧城市中，借助广泛互通的物联、互联网络，资源的整合水平不断提高，各类资源间的联系日趋紧密；资源消费由线性走向循环。传统城市经济增长以消耗实体资源驱动，实体资源的特点是消费的人越多，资源总量便会越少，但在智慧城市中，经济增长主要由挖掘虚拟资源驱动，虚拟资源的特点是消费与生产的同时进行，消费的人越多，资源总量便越大，从而表现为循环型。这三点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运行基础，继而对城市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政府作为智慧城市资源的配置者、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，理应根据这些变化对自身结构做出调整，但总的来看，在我国现有的智慧城市中，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延续着传统城市下的治理结构，各管理层级和平级部门之间等级分明、彼此孤立、缺乏联系的现象并没有消失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日益扁平化、紧密化、多元化的城市资源形态与层级化、分散化、单一化的政府治理结构之间的矛盾，如果不突破这一局限，将会很大程度地阻碍智慧城市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。

 

　　第二，政府治理过程与智慧城市运行机制的不相适应。智慧城市运行的本质，是借助于高效的智慧技术，让每个人都融合进城市的治理网络，以创造一个开放、紧密、和谐的城市生活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让每个居民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，政府必须保证自身的治理过程始终在透明、开放且多方参与的环境中进行。但现有智慧城市政府显然与这项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，政府治理过程仍比较封闭。这首先表现在政府对于公共数据公布的态度上，发布数据慢、发布数据质量低、发布数据种类少的现象比较普遍；其次治理过程社会参与度低，政府主导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转，对个人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开放的通道相当有限；最后治理的维度比较单一，仍以传统城市形态下，由上至下的单向治理为主。这些缺陷对智慧城市的健康运行造成了阻碍：政府信息开放程度的低下使得民众对公务事务缺乏了解，无法有效参与公共事务决策；社会主体参与的缺失则损害治理的完整性，部分群体人为被排除在制度体系之外；单一的治理维度忽视了智慧城市多元互动、多向协同的客观规律，从根本上造成了治理过程与智慧城市运行机制的脱节。

 

　　第三、政府治理能力与智慧城市发展要求的不相适应。智慧城市之所以被称为“智慧”，就是因为整座城市能够针对现实问题，进行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后，给出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。举例来说，某城市中有条道路在上下班时间特别容易拥堵。当发生拥堵时，在传统城市形态下，交警就会及时出现疏导交通，指挥后面的车辆绕行；但在智慧城市中，交管系统不仅会出面疏通交通，而且会给后面的车辆规划出一条最佳的绕行线路，并同时给沿途的机构场所和社区发布拥堵消息，以供相关人员错开高峰，有序出行。从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智慧城市的发展要求，不仅仅是通过智慧技术解决问题，更是要通过智慧技术最优地解决问题。经验告诉我们，要想又快又好地解决问题，根本抓手在于切实增强政府治理能力。衡量智慧城市政府治理能力可以用三个标准：完整性，即政府治理范围能涵盖各个城市子系统；协同性，不同类型、层级的体系机构能有效联系；灵活性，根据问题灵活地关联各子系统参与治理。三个标准既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，也是构建智慧城市善治体系的关键参照。但就目前看来，现有智慧城市在政府治理能力创新上尚未形成深入和专门的思考，不仅无法满足以上的三个标准，而且“管末治理”的思维依旧根深蒂固，解决问题方式比较孤立、被动，无法主动满足智慧城市运转的全局性、灵活性要求。

 

　　总而言之，政府作为智慧城市的直接参与者、规划者和管理者，对智慧城市的正常运行有重要意义。因此，针对这三点不相适应，现有智慧城市政府应该加大理论研究力度，更加深入地认识智慧城市的本质和实际意义，主动地从治理结构、治理过程、治理能力上发起一场全方位的变革。否则，只重技术之“智”，而轻治理之“慧”的智慧城市将只是一片徒有科技虚名的水泥森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