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一小步，三年一大步。协议采购从2002年起推行至今，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经验。实践证明，协议供货是一种高效便捷的采购方式，既满足了用户需求的多样性，又满足了用户的及时性，同时也兼顾了政府采购的规模效益。对于协议供货，在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同时，也不乏有偶尔的“涟漪”。

协议采购五年之痒

　　2006年，我国的协议供货制度实施已经走入第5个年头，这个比《政府采购法》走得还早的产物，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当初试点的模样。或许谁也不曾料到，一个小小的试点会成就今天大规模的普及，但协议供货“一次招标，多次采购”的观念却早已深入人心。

　　中央某部委采购官员认为，近年来协议供货最大的变化无疑来自于两个方面，协议采购范围的扩大和采购金额的提高。这些在中央及地方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得到很好证明。

　　以中央为例，2002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的试点协议供货其规模不过几千万，但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21个亿，协议供货由此所引发的规模效益得到极致发挥。

　　湖南政府采购中心主任邓东亮向记者表示，协议供货在提高规模采购效应的同时，又能将采购中心从繁琐的零星采购事务中解脱出来，为采购人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创造了更大的空间，协议供货可谓一举三得。

协议供货“是与非”

　　在很多人看来，协议供货与其他采购方式相比，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，这种改变“一事一招”的做法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市场的发展趋势及采购的需求。

　　协议供货对企业而言，优势也比较明显。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立清表示，企业入围协议供货，一方面能为企业增加新的销售机会，增加销售额；另一方面也能扩大企业的知名度，同时在政府方面，　　也提高了采购效率，节约采购成本，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政策。 

　　“对于同方来讲，协议供货的采购方式减少了销售成本。如果每一个用户都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的话，那么所有的厂商都将疲于奔命，买标书，奔跑在不同的开标地点。这样一来，高额的销售成本给供应商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。”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系统本部总经理助理吴松林表示，“协议供货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。”

　　不过，合肥市政府采购办李斌则认为，协议供货更大的价值在于能够有效的降低政府的采购成本，且便于采购管理监督部门对中标供应商的售后服务进行监督。

　　在协议供货被一片看好的同时，记者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，比如协议供货的价格变动机制迟缓，协议供货容易导致品牌封锁，中小企业入围却不中标等情况发生。
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徐焕东认为，协议供货只应该适用于那些批量小、金额少的项目，而那些一次批量大、金额大的产品和服务，仍应以招标或谈判采购方式为主，即使是入围厂商，如果服务、质量不好，在一些大的项目中落败也是应该的。

　　北京市平谷区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主任孙国印表示，产品入围协议供货后如何选购就是采购人自己的权力，在这里采购人必然会受到产品品牌、个人喜好和地域等几方面的影响。一些小的不知名的品牌必定受到部分采购人的排挤。

为协议供货正名

　　从微观的角度来看， 协议供货的最终选择权还在采购人手中，确实应该承认采购人存在一定的偏好；而品牌厂商的品牌知名度和产品品质，以及供应商对产品品牌的宣传力度都会影响采购人的最后决定。

　　因此，福建省政府采购中心主任薛寿唐认为，产品入围后是否一定会被采购，带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在里面，而且目前的政策法规没有相应的标准制约，大的市场环境没有形成，采购人的喜好问题就无可避免，不仅厂商觉得委屈，监管机构也很无奈。

　　邓东亮也指出，当前政府采购协议供货中存在最大的两个问题是，价格偏高和效率低下。

　　针对这种现状，国内的一些操作机构不断在尝试着突破的努力。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蔡涌啸说，对价格问题，一方面要加强日常的控制；另一方面则是增强区域的联动。所谓区域联动，简单的说就是由财政部牵头，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协议供货价格体系，各地区参考执行。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采购中心的操作流程，减少国家财政不必要的经费支出。

　　云南省政府采购中心副主任杨景娅表示，频繁的协议供货给采购中心带来大量的工作压力，而且也使供应商的工作很繁琐。为此，云南省政府采购中心在2007年推出了新举措，在原有协议供货的基础上，开发了一个系统平台。此平台由供货商和采购人共同管理，同时特意聘请社会专业人士监督，确保协议供货的“三公”原则。这样可以有效的应对价格波动对日常协议供货的影响，使采购中心把控市场的地位更加稳妥。

　　杨景娅说，从实践操作经验来看，当前协议供货在执行上还有一些问题。云南省政府采购中心所开发的系统平台，恰恰可以弥补协议供货中存在的诸多弊端，这实际上也就是电子采购的雏形。通过这个平台，采购中心、采购人和供货商三方可以同时在一个平台上运作，可有效的杜绝有些供应商造假行为，提高交易的透明度。